界面新闻记者 | 潘文捷

界面新闻编辑 | 黄月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发现，我们正处于一个“特别爱读历史”的时刻，许多非历史专业的学者都在讲历史，哪怕他们讲的历史多为中学教材的东西，满嘴都是意识形态词汇，而非历史学的词汇。这种情况在全球普遍存在，罗新提及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曾在文章中称，自己去书店里时，历史书多得让其不敢相信。“这么多人在写历史书，而且据说卖得都还挺好，这难道是要出问题吗？”这位学者在文章中写道。在8日举办的《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》一书新书发布会上，罗新分享了自己的这一观察。

“大家都谈历史，这不大对劲，这意味着人们对现实产生了某种焦虑，从过去寻找某种答案。”问题在于，“他们在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，却不知道历史跟现实一模一样，甚至比现实更加容易造假、有更多的造假，”罗新说道。

他认为，把现实焦虑投放到过去，希望在过去中获得安慰、启示或某种智慧，其实非常危险。在《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》一书中，尼采就曾经对此进行批判。尼采反对过于强烈的历史感，也反对人们以为可以从历史当中可以获得智慧的迷思。

《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》的新译本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翻译，他在书中以文本与注释1：2的比例，对尼采提及的大量历史、哲学背景以及明典、暗典、隐喻、反讽等做出详细的注释，并撰写了长篇导读。

在活动现场，周思成谈到，中国人有以史为鉴的传统，例如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说，晚清西方列强东来，中国屡战屡败，却有一次打了胜仗。一些人据此认为，按照中国以往的惯例，把对方打败一次，就能得到二三十年的和平时期。吕思勉指出，当时的人们是“以史为鉴”得出的这一结论。因为中国历史上跟外敌打交道素来如此，比如在汉唐时，中原王朝如果对北方少数民族取得一次比较大的胜利，就能够换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和平。然而，按照今天的看法，殖民帝国在最强盛的时期，不可能因为一次小的失败就放弃继续侵略。

吕思勉说，并不是“以史为鉴”出了错，关键在于历史知识不够，如果对欧洲列强发展有更好的涉猎、对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更深刻的了解，就不会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。周思成则认为，这种说法代表了中国人对历史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：历史永远是好的，如果用错了历史，那只是方法不对，或者没有获得足够的历史感。然而，在欧洲情况并不是这样。

17世纪启蒙运动以后，欧洲思想家对人的自然禀赋持有非常乐观的评价。他们认为，人的本质是理性，或是因为上帝赋予，或是因为人本来就有，总之人已经有了非常完满的、需要去发现和运用的自然理性，理性是没有历史的。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以后，随着人们以理性之名做出更多非理性、不正义的事情，乐观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德国思想家反思认为，人并不单单是有理性的动物，也是由传统和历史构成的。在考虑人应该怎样为社会设计未来的发展蓝图的时候，人的历史非常重要，必须要考虑到人从何处来、是怎么发展的。这就是尼采说的历史感，这种历史感是对启蒙理性单纯的自然理性的概念的反思。

在19世纪这个被称为“历史学的世纪”，尼采针对历史感的泛滥提出了批评。他认为，即使有了足够的历史知识，即使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是完全科学的，它也可能损害人的生命。举例来说，尼采批评了纪念式的史学和批判式的史学。周思成谈到，人需要纪念式的历史，它们给人一种历史发展至今未曾中断且伟大的幻想，这些给了我们拥抱未来的勇气。虽然很多时候纪念式的历史有利于我们去生活，但是如果过度，也会削弱人的创造力和面向未来的勇气。

尼采还反思了批判式的历史。人们对王朝正统史学或权力阶层对历史的粉饰进行批判，拿手术刀把树的树根剖开，可以看到很多很丑恶的东西。但是，当看到人类历史上诸多不义的时候，还有勇气去实现解放吗？

周思成举例说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对近代历史有着抹不去的耻辱感，但是如果只看到悲惨的记忆，人没有办法从过去中解放，面对一个更加自由的未来。罗新也看到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进入到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时刻中，转型非常艰难。“过去在多大程度上是转型的动力、助力，以及多大程度上是转型的负担”成为了一个问题，所以罗新认为，历史不必成为我们今天选择新生活方式的负担。